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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孩子最终为何又成为工人?教育有时仅是个借口

作者:yibao 来源:网络 时间:2017/9/26

工人的孩子最终为何又成为工人?教育有时仅是个借口

  看点: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保罗•威利斯曾在40多年前做过一项田野调查。他在英国一所城镇学校,观察12名工人子弟的表现。他发现,这些孩子不屑于融入主流文化,他们以反抗和叛逆的形象来维护自己的与众不同。毕业后,他们又跟父辈一样成为工人。近日,麦可思研究院的一项调查同样显示,国内211院校学生的家庭背景普遍好于非211院校及高职高专院校。人们不禁要问,家庭背景在孩子接受教育过程中,到底发挥怎样的作用?

  图为保罗•威利斯

  他是那所学校唯一考上剑桥的学生

  却被导师看做从黑郡来的工人阶级野小子

  谈家庭在孩子升学过程中的作用,其实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为了让话题显得不那么严肃,我先来讲一个故事。

  他叫保罗•威利斯,毕业于剑桥大学,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也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此刻,你多少能感觉到,他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环境离大家似乎很遥远。但当你听完他的故事,以及他做的那项著名的人类学观察,或许你会发现,周边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

  1977年,威利斯出版了《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以下简称《学做工》)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主要想回答一个问题:工人的孩子长大后为什么又成了工人?

  在对某个工业城镇12个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做的长期观察中,威利斯发现,这些孩子不屑于融入主流文化,他们以反抗和叛逆的形象来维护自己的与众不同。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他们主动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

  进入80年代后,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工人阶级的家庭面临失业,这也成为进入社会的这代孩子所遭遇的危机。尤其是电子时代的到来,他们在时代面前显得更加无力。

  威利斯为什么要做这样一项研究?

  这其实跟他的出身紧密相关。

  威利斯出生在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父亲是一名木匠,后来做了总工头,再后来创办了自己的小房地产生意,这让他的家庭稍微带点“布尔乔亚”的色彩。他的母亲在他九岁那年就去世了。

  图为布尔乔亚的餐具特点

  威利斯所在的中学是一所非常普通的文法学校,他后来成为那所学校唯一一个到剑桥念书的学生。

  在他看来,如果要描述自己与其他学生的不同,那大概是他有一种很特殊的上进心。

  但进入剑桥的威利斯立刻意识到家庭出身带来的不同。他被导师看做是从黑郡来的工人阶级野小子,可能是因为对失业者提供的培训项目才得以进入剑桥。甚至还有人嘲笑他的口音。

  这也成为威利斯后来写《学做工》的缘由所在。

  威利斯是幸运的,他凭借强劲的自我驱动力实现了阶级跨越,但他曾经的中学同学,以及他实地观察的那12位工人家庭的孩子,尽管接受了教育,但依然在父辈的圈子里,进行着周而复始的工人生活。

  威利斯在评价教育的作用时,不无犀利地说,“教育有时是个借口,它告诉学生:中产阶级能获得他们的地位,不是因为权力、金钱或意识形态,而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考试。工人阶级之所以无法得到中产阶级的工作,也因为他们没有通过考试。所以这并不是社会机制的问题,而是个人能力的问题。”

  是的,那些没有接受优秀高等教育的孩子,他们往往会觉得:我不够聪明,我能力不足,所以我考不上大学是应该的。

  然而,果真如此吗?

  图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通过对教育活动和家庭文化资本的分析,提出了文化复制的理论。

  什么是文化复制?简单的说,假如你的家里有几柜子藏书,一家人在餐桌上谈论的都是天下大事,这样的环境就会给孩子打上类似的文化烙印。

  你接触到了什么,你就成为什么。但有时候,你接触的环境不由得选择。

  用数据说话

  211高校学生的家庭背景普遍好于高职高专院校

  近日,麦可思研究院做了一项“不同家庭背景大学生的入学与就业差异分析”的研究。

  研究发现:

  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

  “211”本科院校毕业生父母最高学历为“大学及以上”占比近3成

  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父母最高学历为“大学及以上”占比仅1成

  在研究中,大学生的家庭教育背景按其父母的最高学历划分为5类: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并对不同家庭教育背景的2016届大学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进行了分析。

  数据显示,在2016届“211”本科毕业生中,拥有“大学及以上”(即父母的最高学历为大学和研究生两部分群体)家庭教育背景占比为29%,高于2016届非“211”本科毕业生中拥有“大学及以上”家庭教育背景的比例(16%)和高职高专毕业生中拥有“大学及以上”家庭教育背景的比例(11%)。

  在2016届高职高专毕业生中,拥有“初中及以下”(即父母的最高学历为“初中”和“小学及以下”两部分群体)家庭教育背景占比为58%,高于2016届非“211”本科毕业生中拥有“初中及以下”家庭教育背景的比例(51%)和“211”本科毕业生中拥有“初中及以下”家庭教育背景的比例(40%)。

  “211”本科院校毕业生来自“管理阶层”家庭占比近2成

  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来自“管理阶层”家庭占比仅1成

  研究中,大学生家庭所处的职业阶层被划分为5类: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管理阶层、专业人员、无业与退休,并对不同家庭职业阶层的2016届大学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进行了分析。

  数据显示,在2016届“211”本科毕业生中,来自“管理阶层”家庭占比为18%,高于2016届非“211”本科毕业生中来自“管理阶层”家庭的比例(14%)和高职高专毕业生中来自“管理阶层”家庭的比例(10%)。

  在2016届高职高专毕业生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家庭占比为51%,高于2016届非“211”本科毕业生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家庭的比例(44%)和“211”本科毕业生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家庭的比例(38%)。

  结合2016届各类型院校毕业生的家庭教育背景与家庭职业阶层的分布来看,如若父母在知识水平、经济能力上占据一定优势,那么对其子女在教育方法的使用、教育资金的投入方面也会更从容,使得来自这样家庭的孩子在获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上更具优势。

  在高等教育就业结果方面,

  “农民与农民工”家庭本科毕业生就业“三低一高”

  “管理阶层”家庭本科毕业生就业“三高一低”

  从接受高等教育后的就业结果来看,不同家庭职业阶层本科生中,“农民与农民工”家庭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结果“三低一高”——月收入低、满意度低、职业期待吻合度低,工作与专业相关度高;“管理阶层”家庭毕业生就业结果“三高一低”——月收入高、满意度高、职业期待吻合度高,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低。

  月收入方面,2016届不同家庭职业阶层本科生中,“农民与农民工”家庭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最低,为3413元;“管理阶层”家庭毕业生最高,为3826元。另外, 麦可思通过对2013届不同家庭职业阶层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和三年后的平均月收入进行对比分析还发现,“管理阶层”家庭毕业生毕业三年后月收入(7207元)最高,相比其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3826元),增长了3381元;“农民与农民工”家庭毕业生毕业三年后月收入(6478元)较低,相比其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3413元),增长了3065元。

  就业满意度方面,2016届“农民与农民工”家庭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满意度最低,为62%;“管理阶层”家庭毕业生最高,为72%。

  职业期待吻合度方面, 2016届“农民与农民工”家庭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职业期待吻合度较低,为50%;“管理阶层”家庭毕业生最高,为54%。

  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方面,2016届“农民与农民工”家庭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最高,为72%;“管理阶层”家庭毕业生最低,为65%。

  “农民与农民工”家庭毕业生就业更被动

  对于2016届不同家庭职业阶层本科生其就业不满意原因、职业期待不吻合原因,以及为何选择与专业无关的工作,麦可思深入分析后发现,“农民与农民工”家庭毕业生就业不满意的最主要原因为“收入低”(66%),职业期待不吻合的最主要原因为“不符合我的职业发展规划”(34%),而“管理阶层”家庭毕业生选择与专业无关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专业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期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农民与农民工”家庭毕业生选择与专业无关工作的原因是“迫于现实先就业再择业”的比例(26%)高于“管理阶层”家庭毕业生8个百分点。

  结合表1至表5的调查数据可看出,不同家庭背景毕业生的就业质量确实存在一定差异。“农民与农民工”家庭毕业生在专业填报时可能缺乏更全面科学的指导,因而没有选择到符合自己职业预期、兴趣爱好或者有市场发展前景的专业。并且即使毕业后面临着“三低”的境况,由于缺乏家庭和社会资源,他们只能靠学历、专业求职。如何提升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需高校和社会的共同关注与努力。

  数据说明:

  2016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培养质量的跟踪评价,于2017年3月初完成,回收全国总样本约28.9万。

  2013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培养质量的跟踪评价,于2014年初完成,回收全国样本约26.7万。2016年底对此全国样本进行了三年后的再次跟踪评价,回收全国样本约5.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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