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出事前,郭刚堂雄心勃勃,他一心要把小日子过得红火。那时他的人生规划是,干了几年后,也就可以不开拖拉机了,“开个个体工厂之类的,都不用去贷款的。”那会儿他每次出门,都是唱着歌出去的,每次妻子都会抱着儿子郭振,送他到家门口。
孩子被拐了以后,郭刚堂清楚地意识到,就像一趟脱离轨道的列车,他已经彻底脱离了原来那种正常的人生轨迹了。
路上
“只有在路上,我才觉得自己是个父亲。”
“我找儿子,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找不到,一种是找得到。我只要放弃一天,结果就只有一种,找不到孩子。我没有选择。”3年前,导演兼编剧彭三源来到郭刚堂家呆了一天,这句话,郭刚堂也是这么跟彭三源说的。
他的路,就只有一条,找孩子。
1997年的大年,在外面奔波一圈的郭刚堂回了趟家。他不知道那个年是怎么过的。大年刚过完,他就骑着摩托车上路了。最一开始是在家门口附近的地方找,慢慢地一点点向外扩散。
1998年的初夏,他开着摩托车在周边百十公里外的乡镇转悠,后座上坐着妻子张文革,夫妻俩一边去农村卖热水袋,一边打听情况,当天往返,“两个人身上都有劲,还能说会儿话。”
也是在这一年,郭刚堂独自骑着摩托车去更远的地方寻子。他骑行的第一趟远路,是开了4个多小时的摩托车到了河北邯郸,他连寻呼机都没有,跑到一个公用电话处打电话回家报平安。结账时,管电话的阿姨跟他说,孩子,我算是听出来了,你是出来找小孩的,阿姨也帮不上忙,我有退休金,你只要来邯郸,我就能管你一顿饭。
那一趟,他找了两个多月,一点收获都没有。
1999年之后的近三年间,郭刚堂陆续给亲朋好友及他们的熟人先后邮寄了8万多封寻子信,一封一封地粘好,寄出。就算是大海捞针,也要一点点去捞,他这么琢磨。
年轻时,郭刚堂就有写日记的习惯。在一路骑着摩托车寻子后,他随身揣了一个本子,怕自己遗漏一丝一毫的线索和细节,也怕错过好心人的帮助以及历年向亲朋好友的借款,本子上光借钱的账目,他就记了好几页,从10斤鸡蛋到数千元不等。
在长达的数百天的日记里,郭刚堂诉说着对儿子的思念,钢笔歪歪扭扭地写下,“你是否记得爸妈在闲暇的晚上带你去赶夜市,爸让你坐小汽车?你是否记得百货大楼北宾馆上的大老虎?孩子你是否记得鲁西商厦上爸妈带你坐电梯?你是否记得爸妈带你在环城湖上划船?你是否记得咱家的东边有飞机?天上的隆隆声响,你就知道有飞机……”
“15年了,只有在路上,我才觉得自己是个父亲。”刘德华在电影里这么说。面对导演彭三源,郭刚堂就是这么说的。